1969年10月，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，发布“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”。刘少奇是“第一号令”最早的受害人之一。
被批斗的刘少奇
1969年11月的一天晚上，汪东兴对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说：“刘少奇明天晚上要到开封去，你跟着一起去。”
第二天下午，李太和就把钱和粮票准备好了。晚上6点多，北京医院派了辆救护车送刘少奇去机场。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告诉病中的刘少奇，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，在一张报纸上写“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”几个大字给他看。刘少奇无言，他知道转移意味着什么，把脸转了过去。护士却又把报纸移到刘少奇的脸那边，他再次把脸扭开，无声地作最后的抗议！
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刘少奇长期卧床，没人为他清洗，他的身上又脏又臭。临走时，看护人员索性把刘少奇的衣服剥去，将他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，外面蒙了床白床单。晚上7时，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，在专案组人员的监护下上了救护车，李太和和专案组成员、医生、护士一起到了西郊机场。随后，刘少奇在李太和等人的陪同下，被送上了一架小飞机。
晚年的刘少奇
刘少奇到开封时，已是晚上9点多，开封方面用一辆救护车，直接把他送到了原市人委大院西楼的一个院内。这个院子是一个四面楼房环抱、中间不到50平方米的天井院落，这里解放前原是一家国民党的银行，建筑异常坚固、森严，阳光很难绕过高高的墙壁照进房来。整个院落只有过道上有一个小门，此外别无通路。
刘少奇被特意囚禁在这栋房子最南端的一间14平方米大的斗室里，室内放置一张单人床，窗前有一张小桌。刘少奇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伟大一生中的最后27天。
生命垂危的刘少奇，在院子里仍受到室内、室外的严密监视。室内的监护小组除一个医生外，其余全是武装监视人员，他们为了方便“工作”，还专门安装了电话，规定如果同外面联系，不准呼出刘少奇的名字，只准使用“17号”（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的开封）的代号。室外配备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排，日夜看守。
刘少奇在开封住的院子
李太和在开封陪了刘少奇半个多月，11月8日，他奉上级的命令撤回北京。李太和一回北京，就要求向中央办公厅汇报刘少奇的近况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不用了，你先休息一下。”
11月12日深夜，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李太和从睡梦里吵醒，电话那头说：“明天一早，你到昌平机场去。刘少奇去世了，你带些钱，坐飞机去开封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惊得李太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……
11月13日早上9点多，李太和赶到了开封，他来到刘少奇住的那个小院后，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，揭开白床单，刘少奇的遗体赫然在目：稀疏的白发长而乱，高大的身躯变得瘦骨嶙峋，嘴和鼻子已经变形，下颔有一块瘀血痕迹。刘少奇全身留下了与病魔顽强搏斗过的痛苦伤痕……
刘少奇去世
李太和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，细心地替刘少奇剪头发、刮胡子，他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。此刻李太和多想把刘少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亲人们啊！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刘少奇的亲属，有的在高墙电网的监狱里，有的在风沙漫天的劳改场，有的在阴暗潮湿的牛棚下，李太和怎么去告诉他们呢？况且专案组下了命令，要求李太和用脑袋和党籍保守这个秘密。
11月13日深夜，按照开封当地驻军的安排，李太和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将刘少奇的遗体抬上了一辆吉普车。黑夜中，吉普车朝火葬场驶去，刘少奇的身躯挺直着，小腿和脚都伸到了车外。火葬场的工人只知道要烧一个“烈性传染病人”，他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，就将刘少奇的遗体火化了。
后来李太和在回忆刘少奇去世的情景时说：“我挑选了当时开封火葬场最好的骨灰盒，加上火葬费、保管费，总共付了30多元钱。一个国家主席的后事就这样办完了。”
刘少奇的火葬申请单
刘少奇去世后，没有哀乐，没有哭声，没有花圈，没有党旗，身边也没有一个亲属。这位为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国家主席，去世后竟连自己的真实姓名也没有跟骨灰留在一起，他骨灰盒上的名字是“刘卫黄”，他的火葬申请单上的职业一栏填着“无业”。刘少奇曾对他的孩子们说：“我活着是个无产者，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。”可他是否会想到，他死的时候竟会“无产”到这种地步？
1978年12月，被关押了12年的王光美获释，她一出狱就到处打听刘少奇骨灰的下落，最后她通过李太和，终于得到了刘少奇去世的详细情况和骨灰的下落。当王光美领着子女来到开封接到刘少奇的骨灰后，她把脸紧紧地、久久地贴在骨灰盒上，怎么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……
“举世沉冤皆大白，当年遗愿可长安。”历史终于推翻了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，他赢得了人民对他更加深沉的敬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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